“邵力子与“地方小官”做笔友”

本篇文章601字，读完约2分钟

位于甘肃省东南的清水县县档案馆收藏了邵力子寄给清水县的汪济康的三封信。

汪济康是清水县永清镇义坊村人，1934年在北平华北大学毕业后返回清水县从事教育从业，当过督学、教育科长，后经商布匹生意，兼任县商会会长。民国时期，清水县地处偏远，在这里生活、从业的汪济康并非“名士贵人”，和邵力子也并非亲朋好友，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地方小官”罢了。而邵力子身居要职，公务繁忙，何以屡屡会给汪济康写信呢？ 邵力子在给汪济康的第一封信中，首要是谈“恐难多助”。据知情者回忆：汪济康当年赴北平求学，途经西安时财物被盗。在问题处理无望的情况下，汪济康只得直接给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写信，诉说自己的困难，希望能得到帮助。本来汪济康也没抱什么希望，谁知邵力子收到信后，立即给了他回信，还约见了汪济康，并资助50块大洋。 第二封信的文案，是邵力子对汪济康对比时局发表看法的回答。在信中，邵力子对汪济康提到的“末流之弊”表示认可，对汪的“识解”也予以高度评价，并教导汪济康“新陈递代”应该“渐臻极轨”，并且勉励汪“倘能及时努力，不愁效用无所”。 第三封信的写成时间距第二封信已有10年。当时正值抗战时期，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任秘书长”。信的文案是邵力子对于汪济康观点的回应。在信中，邵力子肯定汪济康提出的“尚德”之论。并坦率地告诉汪济康，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也经常“以有所不为自励”，因为“有所为”，被“精力就衰与环境”所限制了。